隆庆六年（1572）六月上饶期货配资，明王朝的权力格局发生剧变。
首辅高拱因“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”（《明史·高拱传》）的失言被逐出京城，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趁机上位，与内阁首辅张居正、李太后共同组成辅政“铁三角”。
此时的冯保展现出特殊的生存智慧：他虽与张居正结成政治同盟，但始终恪守内廷本分。
《明史·冯保传》记载其“既掌司礼监，又督东厂，兼总内外”，却又强调“保亦时引大体，不专恣”——这种分寸感成为他日后全身而退的关键。
冯保的生存策略体现在三个方面。
首先，他严守内外界限，绝不染指外廷人事。万历五年（1577）张居正“夺情”事件中，当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等上疏反对时，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九明确记载“冯珰独无言，盖不欲涉外廷事也”。
展开剩余84%其次，他充当李太后监视皇帝的耳目，《酌中志》卷五称“太后居乾清宫，保日夕侍左右，凡宫闱动息必报”，这种角色使其权力具有天然合法性。
此外，冯保注重文化投资，主持刊刻《启蒙集》《帝鉴图说》等帝王教材，《明神宗实录》卷十八称赞其“留心翰墨，每劝上勤学”——这些行为弱化了其权阉形象，为日后赢得皇帝宽容埋下伏笔。
二、冯保体面退场张居正病逝后，权力重组势在必行。
万历十年（1582）十二月，御史李植弹劾冯保“盗藏御用器物”“与张居正交通专权”，但神宗的处理却异常温和。
在罢黜冯保的谕旨中，皇帝特别强调：“冯保系皇考付托，效劳日久，不忍遽加刑诛。”
这道圣旨包含三重深意：
其一，以“先帝托付”为借口，既遵循孝道伦理，又维护隆庆遗诏权威；
其二，明代宦官本质是“天子家奴”，《明史·宦官传序》指出“虽间有贤者...然利一而害百也”，冯保的权力依附皇权存在，不构成制度性威胁；
其三，通过区分“张居正负朕恩眷，冯保乃皇考付托”，神宗成功切割张冯同盟，避免引发全面政治动荡。
具体处置细节更显帝王心术。
经济清算方面，虽抄出“金银百余万”（《明史·冯保传》），但神宗默许冯保“辎重二十余辆”（《万历疏钞》卷三）离开京城。
人身安全上，冯保被安置南京孝陵卫闲住，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一百五十二记载“保既老且病，卒于南京”，与张居正家族“饿死十余口”形成鲜明对比。
政治名誉方面，万历三十一年（1603）神宗追录旧臣时，《国榷》卷七十九记载“上念保侍潜邸微劳，命给还房产”。这种区别对待既彰显法度又不失温情，堪称精妙的政治操作。
三、清算张居正与冯保的温和处置形成强烈反差，张居正身后遭遇系统性清算。
整个过程分为四个阶段：
第一阶段，舆论松绑。
始于张居正尸骨未寒之时。云南道御史羊可立即上疏追论其罪，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一百三十三记载“可立追劾居正专权乱政，乞追夺官秩”——皇帝对此类奏疏的留中不发，实为默许言路重启。
第二阶段，政治定性。
以万历十一年三月清算诏书为标志。诏书宣称：“张居正诬蔑亲藩，侵夺王坟府第...专权乱政，罔上负恩”，从法理上否定其执政合法性。
第三阶段，经济追剿。
因辽王次妃指控升级。刑部侍郎丘橓的抄家报告记载“锁士大夫，饿死妇人孺子十数人”，惨烈程度远超普通权臣清算。
第四阶段，历史定谳。
以万历十二年四月终审判决告终。诏书强调“本当斮棺戮尸，念效劳有年，姑免尽法”（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一百四十八）——既彰显皇权威严，又保留所谓“仁君”体面。
四、区别对待的权力逻辑神宗区别对待冯保与张居正，根源在于两者权力性质差异。
张居正通过考成法架空六科给事中监督权，《明史·张居正传》称“六部不得径白事，必关白内阁”，这种制度性专权直接威胁皇权根基。
反观冯保，其权力完全依附司礼监体制，随着皇帝亲政自然消解。
二者的道德形象差异也是一个因素。
张居正“夺情”事件违背儒家伦理，《万历邸钞》记载万历五年观政进士邹元标奏“居正父子异地分暌，音容不接者十有九年”。而冯保以“大伴”身份侍奉左右，更具情感缓冲。
五、几个细节停止起居注张居正死后三个月，皇帝停止让人写《起居注》。《万历起居注》最后记录是万历十年（1582）六月二十日：“皇上在文华殿读书。”这个时间和清算开始的时间一致。
追问罪己诏事件万历十一年（1583）正月，皇帝找当年写检讨书的官员问话：“张居正胁制朕躬，尔等亦知乎？”这是要改写历史记录。
抄家的法律程序从御史弹劾到三法司会审，《万历疏钞》收录相关奏疏达87件，精心制造“天下共讨之”的舆论态势。即便在惨烈的抄家过程中，刑部尚书潘季驯密奏“居正母逾八旬，旦暮莫必其命”，也未能动摇皇帝决心。
结语冯保能活命，张居正被清算，说明明朝皇权的特点：太监是皇帝的工具，随时可以扔掉；文官首辅权力太大会被消灭。
谈迁在《国榷》卷七十二说：“江陵之祸，不在权而在制；冯珰之全上饶期货配资，不在忠而在用。”这件事本质是皇帝要完全掌控权力，消灭任何可能威胁自己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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